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，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
佛教传入中国，佛教中国化(zhōngguóhuà)，对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(zhōnghuáwénhuà)(zhōnghuáwénhuà)影响深远(shēnyuǎn)。近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，进一步实证并展示了自汉至唐，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、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。 这座古代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(guāngcǎi)？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(chūtǔwénwù)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？ 双塔见证千年佛寺变迁(biànqiān) 莫尔寺遗址，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(shàng)。最(zuì)显眼的是两座土坯佛塔，一圆一方，遥遥(yáoyáo)望去，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苍茫荒原上。 “莫尔”，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里是“烟囱(yāncōng)”的意思，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，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(démíng)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(yízhǐ)复原模型全景图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供图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(wénbóxì)教授(jiàoshòu)、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，千年来虽饱受风雨侵蚀，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被(bèi)冲下的泥土持续包覆，得以保存至今。 自(zì)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，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。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(kānchá)，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的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，当时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，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墙(cánqiáng)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。但发掘不到半个月(yuè)，第一座僧房出现(chūxiàn)，让考古团队看到希望，“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。”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(yízhǐ)布局示意图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6年间，在考古(kǎogǔ)人员手铲下，僧舍、回廊式佛殿(fódiàn)、长方形大佛殿、讲经堂、厨房、储物间(chǔwùjiān)、餐厅等建筑纷纷(fēnfēn)浮出地面。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，发现遗迹包括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、2条阶梯式踏道，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。 “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，也能在(zài)其中看出印度、犍陀罗、中亚、当地和(hé)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。”肖小勇介绍。 新疆(xīnjiāng)喀什，古称疏勒，地处丝绸之路南、北两道交汇处，各色文化(wénhuà)艺术在此地融合荟萃。 肖小勇介绍，莫尔佛塔（圆塔）是高覆钵式土坯塔，采用犍陀罗传统的窣堵波样式(yàngshì)，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，已经屹立了(le)1800余年。相隔约(yuē)60米，由5层塔身和(hé)大型台基(táijī)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（方塔），台基边长39.36米，仅比位于河北的、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，规模(guīmó)接近皇家寺院等级。 这是(zhèshì)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(gōngtú)） 一圆一方，风格迥异，两座佛塔在漫长岁月(mànchángsuìyuè)中并肩依存千余年。 “公元1-3世纪，以圆塔为中心，附近和(hé)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，公元4世纪以后，遗址的礼拜(lǐbài)中心变为塔、殿并重，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，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、厨房(chúfáng)和方塔等。10世纪上半叶，寺院建筑被(bèi)毁后废弃(fèiqì)至今。”肖小勇介绍，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(qiānnián)的布局演变，可看出中华文化(wénhuà)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，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。 探索地面(dìmiàn)佛寺起源的实证 作为迄今(qìjīn)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最早、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(yǎnbiàn)清楚、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(yízhǐ)，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(le)古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(kǎogǔ)研究的空白，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，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。 佛教诞生于印度，传入新疆的(de)时间说法不一，主流观点是公元前1世纪(shìjì)左右，从于阗或疏勒传入。文献记载，西去求法的高僧(gāosēng)，无论是法显、还是玄奘，都(dōu)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，但受(shòu)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，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，残存于游记、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。 因此，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，由(yóu)佛塔、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(de)大型、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。 一百多年前，该遗址(yízhǐ)因被掠夺等原因，仅(jǐn)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。此后，在我国第二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，但遗址范围(fànwéi)、布局、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。 自2018年新疆考古纳入国家文物局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以来，莫尔寺遗址(yízhǐ)考古项目被列入“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(yánjiū)”课题，由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(liánhé)开展发掘。 2019年7月(yuè)，考古工作队员在(zài)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(chǎnxià)，湮没史海(shǐhǎi)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，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。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(zhǔyào)为羊、黄牛和马骨，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；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(yǒu)40余种植物种属(zhǒngshǔ)；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遗迹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，让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，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(yǒuxuèyǒuròu)。 “以往佛教何时(héshí)传入西域，大家都是从(shìcóng)文献记载(jìzǎi)得出的认识，而莫尔寺考古系列碳14数据结合遗迹遗物，提供了考古证据：在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(yánjiūsuǒ)所长李文瑛介绍。 古刹探源(tànyuán)续写交融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，以(yǐ)海量文物为(wèi)线索，完成历史拼图，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在继续。 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中，有(yǒu)大量石膏佛像(fóxiàng)残块，专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，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；结合古籍记载(jìzǎi)，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元通宝钱币、泥瓦、贴金(tiējīn)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，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(shūlè)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出土(chūtǔ)的石膏佛面、手部残片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文献记载，武则天(wǔzétiān)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，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，“疏勒亦有汉大云寺，有一汉僧(yīhànsēng)住持，即是㟭州人士”。李文瑛介绍，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考古发现表明，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、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，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，当然也包括(bāokuò)宗教稳定发展奠定了(le)重要基础。 肖小勇认为，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，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(yígè)佛教传播(chuánbō)中心，并影响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，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，与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(géjú)。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，专家有了(le)更多发现。 肖小勇认为，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(yízhǐ)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。此外，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(jùlí)约(yuē)5.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遗址，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，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(děng)，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 2024年11月(yuè)拍摄的新疆喀什(kāshí)莫尔寺遗址小台地北部建筑、排水沟遗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2024年(nián)10月,《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获国家文物局批复(pīfù)，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提上日程。 成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(kǎogǔ)新发现”后，莫尔寺(mòěrsì)知名度日渐响亮，搭乘南疆火车的旅客，得知途经莫尔村(mòěrcūn)附近时，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李军说，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历史信息进行完整(wánzhěng)展示，全面、准确阐释其历史文化价值，并整合(zhěnghé)周边文化资源，让遗址拥有集(jí)文物保护、研究、展示等为(wèi)一体的功能，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(rùnjiāng)重要载体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 文字(wénzì)记者：潘莹、张瑜 统筹：孙闻(sūnwén)、李欢、郭昱、冯筱晴